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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题：民政系统党风廉政讲课材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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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倡廉是全国、乃至全世界永恒的主题，那个国家都存在腐败，西方国家三权分列，他也有腐败。从历史上看，相对来说，社会主义国家的腐败现象要更严重一些，原苏联是因为党和政府、特别是相当级别的腐败，脱离群众，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不复存在而造成的，南斯拉夫、波兰等东欧一些社会国家也是如此。所以说，腐败现象不是我们国家的专利，但是我们一党执政的国家面临的课题要复杂、反腐任务更艰巨，而且我们国家从封建主义社会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从紧闭国门到向全世界开放，国人抵御腐朽思想的能力欠佳，所以说反腐倡廉的任务更加艰巨，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的大事，不能不引起国人的高度重视。所以我们要倡廉，每个党员、每个政府官员的廉洁自律是反腐败的一个基础。 我今天讲三个问题：我党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倡廉历史、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反腐败斗争的现状和任务、党员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如何廉洁自律，避免或减少犯错误。 一、我党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倡廉历史（简介） 什么叫党风，简单地说，党风——党的作风，_同志在延安时期首先提出党风的概念，在1942年2月1日关于《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_同志说“我们要完成打倒敌人的任务，必须要完成党内整顿作风的任务，即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 一个政党的党风，归根结底是由这个政党的性质所决定的。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实践活动中，形成了一整套优良的作风，其核心内容是“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三大作风。其核心的核心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我党的反腐倡廉历史分四个阶段：一是战争反腐，从建党之初的到全国解放，这一时期表现为战争年代反腐，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从建党建军之初到全国解放，廉政反腐工作主要是在党内和军队内开展，是我党廉政反腐工作的初级阶段，由于党员和军队处于“血与火”的战争环境，腐败现象不突出，处于萌芽状态，但我们党没有因此而放松警惕，“一大”就将党的纪律列入了党纲，规定“地方委员会的财务，活动和政策，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 “二大”《党章》，专门设立了“纪律”一章，规定“下级机关须完全执行上级机关之命令；不执行时，上级机关得取消或改组之。” “三大”首次设立“党的监察委员会”，这是党内最早的廉政反腐专门机构规定。（监察委员会1949年11月改设为纪律检查委员会、1955年3月又恢复为监察委员会，到1969年4月，“九大” 撤销了全党的纪检机构，1978年12月18日，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决定重建中央纪委检查委员会。 而国家监察部是1954年9月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成立的，钱瑛被任命为部长。） 在“三大”上，首次规定了对党员 ……（快文网http://www.fanwy.cn省略1950字，正式会员可完整阅读）…… 如果说“三反”、“五反”还比较正常、对刚刚建立的新中国恢复经济建设有益、对廉政反腐起了正面作用的话，则接下来的划右派、文化大ge min运动就完全是负面的了。 反右运动，划右派，扩大化，分指标。（传说：赵钱孙李推举右派） 1966年5至8月，文化大ge min全面发动，党的廉政反腐工作进入一个十分困难时期，8月1日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ge min的决定》（简称《十六条》），错误地规定“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酱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先是所谓的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反党错误”；后有刘少奇、_等一批老一辈革命家被相继打倒。文化大ge min的十年，党和人民在主观愿望上仍想加强廉政反腐工作，_同志也是希望通过“防修反修”、廉政反腐建立一个没有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之间的差别，没有商品和市场，分配大体平坦，党政干部能够做到廉洁清正、不谋特权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人实现了思想革命化的理想社会。但不该采取“文化大ge min”这种方式，结果导致党的领导作用被严重削弱，党的组织纪律被彻底破坏，各级监察机构被撤销（69年4月，“九大”取消了党的监察机关的条款），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被混淆，党的各级组织涣散，国家的民主和法制被践踏，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遭受了巨大损失。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了这种混乱，成为他们迫害老干部的借口和手段。 这一阶段的最大案件是1951年11月揭露的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和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的巨大贪污案，两人都是30年代入党的老班干部，曾为革命事业出生入死，做出过相当大的贡献，他们贪污各种地方款项和骗取银行贷款共1554954万元旧币，使人民财产损失14亿多元旧币，送礼化费3亿多元旧币，暴露后，张子善为逃避罪责，一次就焚毁票据378张。两人于1952年2月10日被执行死刑。 这一时期，工商部门也发生了一件大案：1951年12月，沈阳市工商局局长韩永赞伙同工商局里其他干部，违反国家规定，用百货公司的名义和工商局的证明，帮助私商从国营企业盗窃钢铁，并派干部帮助私商将钢铁运到天津出售，后来发展到和私商结伙从事违法贩卖钢铁的活动，在此过程中挪用公款东北币907000万元，获利90多亿元；韩还以父亲的名义，借公款开粮店，并偷漏国家税款1900万元；并接受价值昂贵的礼物。受到了党纪国法的严惩。 这一时期出台了一些廉政反腐的政策法规，很多法律、法规都在酝酿中，但文化大ge min的开始最终使这项工作停顿，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重新走上正规。 这期间的1961年1月27日，中共中央制订出《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大纪律为：一切从实际出发；正确执行党的政策；实行民主集中制。八项注意为：同劳动同食堂；待人和气；办事公道；买卖公平；如实反映情况；提高政策水平；工作要同群众商量；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中纪委的2004年1月三中全会上，胡锦涛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又提出了“四大纪律八项要求”。四大纪律是政治纪律、组织纪律、经济工作纪律、群众工作纪律。八项要求是（1）要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不阳奉阴违，自行其事；（2）要遵守民主集中制，不独断专行，软弱放任；（3）要依法行使权力，不滥用职权，玩忽职守；（4）要廉洁奉公，不接受任何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利益；（5）要管好配偶、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不允许他们利用本人的影响谋取私利；（6）要公道正派用人，不任人唯亲，营私舞弊；（7）要艰苦奋斗，不奢侈浪费，贪图享乐；（8）要务实为民，不弄虚作假，与民争利。） 倡廉反腐的第三阶段是权力反腐阶段，从文化大ge min结束、“四人帮”跨台，以后就没有再搞运动，不再以运动形式反腐败。“权力反腐”阶段的主要特点是国家的法律法规不断健全，党内相关法规相继出台，但还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所以反腐败工作还存在随意性，没有制度、党内法规做保障，往往随领导的变动而变动，没有制度做保障，使得各地反腐败形势发展不平衡。 这一时期反腐倡廉的政策法规不断制定出台并投入使用1979年1月中纪委制订了《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经中央政治局通过发布，用以规范党内政治生活；随即，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1980年8月16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禁止在对外活动中送礼、受礼的决定》。 1981年7月5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制止商品流通中不正之风的通知》。 1983年3月10日，中纪委制定《关于共产党员在经济领域中违法犯罪的党纪处理暂行办法》。 1984年11月16日，中纪委发出《坚决纠正弄虚作假做表面文章的坏作风》；同年12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严禁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决定》；同年12月28日，1988年5月23日，中纪委连续发布三个党纪处分的暂行规定。分别是：《共产党员的涉外活动中违犯纪律党纪处分的暂行规定》、《党员领导干部犯严重官僚主义失职错误党纪处分的暂行规定》、《关于对参与嫖娼、卖淫活动的共产党员及有关责任者党纪处分的暂行规定》。 1988年9月13日，国务院颁布《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贪污贿赂行政处分暂行规定》。 1990年7月，中纪委颁布了《关于共产党员在经济方面的违法违纪党纪处分的若干规定（试行）》，俗称（90）1号文件，明确了经济方面违纪党纪处分的金额。 1997年2月，《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试行）》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正式颁布施行。 第四阶段是制度反腐阶段，从上世纪末开始逐步进入转形。特点是用制度来规范廉政反腐工作，以制度规范党和政府的行为，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以《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为标志，三权改革、各行各业各项制度法规相继出台，反腐败工作逐渐走上法制化轨道 二、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反腐败斗争的现状和任务 1、形势很好。风声大，雨点也大 （1）党中央十分重视，强调治标与治本并重，胡锦涛同志任总书记后20天就到西柏坡走访革命老区，布置反腐倡廉工作，提出倡廉反腐关键在高干，在全党加强“两个务必”教育。这一系列动作说明新一届中央领导人十分重视反腐倡廉工作，我们要乘势而上，加大力度，全党、全民反腐败倡廉，我们说反腐败工作不是那一个干部、那一个党员，而是全党、全国每个党员、每个公民的事。 （2）反腐败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腐败现象在一定范围内得到了遏制。由于党中央近年加大了反腐败斗争力度，破了一批大案要案，许多要人相继落马，据统计，在我们党的历史后，近十几年是反腐败力度最大、高干落马最多的，解放初期有张子善、刘青山；上世纪80年代有个江西省副省长倪献策；90年代就多了，据不完全统计，有陈希同、王宝森、胡长清、成克杰、王乐毅、李纪周、慕维新、李嘉廷等十几人；突破了厦门、堪江特大走私大案、无锡新兴公司非法集资案、云南红塔集团原董事长诸时健走私案。 2003年有13个高干上榜，感受中央反腐力度。除李嘉庭、程维高、王怀忠外，还有山东省正协副主席潘广田、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田凤岐、河北省常务副省长丛福奎、原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国土资源部部长田凤山、辽宁省副省长刘克田等。从94-98、99-2003两个五年作比较：全国处分党员从66.9万上升到84.6万增长206.4%；开除党员从12.15万到13.77万，增长13.3%；处分县级以上领导班干部从20295上升到28996人，增长42.9%；厅部级干部从1673人上升到2422人，增长44.8%；省部级领导从78人上升到98人增长25.6%。这是两个五年的比较，再往前的90年代以前，则少得可怜。 胡长清——江西省副省长，99年8月案发，2000年3月8日被执行死刑，87次受贿544.25万。99年在昆明参加世博会，未等会议结束就私自离会，直到广州某宾馆与情人幽会，由于紧邻边界，会议组织者和国j-a全部门高度紧张，通过江西省委才在广州某宾馆找到胡，从而案发。省部级干部第一个被判死刑。 成克杰——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原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壮族，2000年8月案发，2000年9月14日被执行死刑，与情妇李平共同受贿4109万，其中李平受贿3965万，由于两人商量各自离婚后结婚，所以作为共同财产判决。少数民族，江总书记批示：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李嘉廷——云南省委副书记、省长（正部）。本人受贿119万、子女受贿2049万元、为情妇徐某谋不正当利益3000余万元。主要从发包工程、批“昆”烟中收受好处，一件红塔山可赚一万，李的案件一彼三折，从云南人和集团总经理何立为处打开缺口，3次申请中央批准立案，从查实受贿30万、150万到180万才同意，十分慎重。从李家中搜出3支手枪。2003年4月起诉书指控，1994年上半年至2000年7月，李嘉廷在担任中共云南省委常委、省委副书记、云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省长期间，利用职务之便，为10人谋取利益，先后30次伙同其子李勃(另案处理)或单独收受他人钱物总计折合人民币1810余万元，上述赃款案发后已追缴。案发后，李嘉廷向检察机关揭发了他人的犯罪事实，已有部分查证属实；还提供了重要线索，使检察机关得以侦破多起重大案件，2003 ……（未完，全文共14037字，当前只显示5068字，请阅读下面提示信息。收藏民政系统党风廉政讲课材料） 上一篇：民政局党的纪律讲课题纲 下一篇：民政局长在殡葬工作网络问政座谈会上的讲话 相关栏目：民政 统战民政 纪检讲话 述廉报告 党课教案 学习材料 申报材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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