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两学一做党课讲稿：党的光辉历程 |
| 两学一做党课讲稿：党的光辉历程 起义的目的是反抗国民党_派的屠杀政策，唤醒广大中国人民，表明中国共产党要把中国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定立场，共产党的目的是联合愿意革命的国民党左派，挥师南下广东，建立革命根据地，实行二次北伐。1927年4月和7月，中国国民党内的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勾结帝国主义和买办性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上海和武汉等多地在全国范围内发动反革命_，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使中国人民从1924年开始的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遭到失败。 为了反抗国民党_派的屠杀政策，挽救中国革命，中共中央于1927年7月12日进行改组，停止了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领导。下旬，决定集合自己掌握和影响的部分国民革命军，并联合以张发奎为总指挥的第二方面军南下广东，会合当地革命力量，实行土地革命，恢复革命根据地，然后举行新的北伐。 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聂荣臻、叶挺等在九江具体组织这一行动，但发现张发奎同汪精卫勾结很紧，并在第二方面军中开始迫害共产党人。随即向中共中央建议，依靠自己掌握和影响的部队，“实行在南昌暴动”。据此，中共中央指定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等组成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以周恩来为书记，前往南昌领导这次起义。预定参加起义的部队有：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第11军第24、第10师，第20军全部，第4军第25师第73、第75团以及朱德为团长的第五方面军第3军军官教育团一部和南昌市公安局保安队一部，共2万余人。从7月25日起，第11、第20军分别在叶挺、贺龙指挥下，陆续由九江、涂家埠（今永修）等地向南昌集中。27日，周恩来等到达南昌，组成前敌委员会，领导加紧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 此时，国民党武汉政府的第五方面军（总指挥朱培德）第3军主力位于樟树、吉安、万安地区，第9军主力位于进贤、临川地区，第6军主力正经萍乡向南昌开进；第二方面军的其余部队位于九江地区；南昌市及近郊只有第五方面军警备团和第3、第6、第9军各一部共3000余人驻守。中共前委决定赶在援兵到来之前，于8月1日举行起义。起义成功 8月1日2时，在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的领导下，南昌起义开始。按照中共前委的作战计划，第20军第1、第2师向旧藩台衙门、大士院街、牛行车站等处守军发起进攻；第11军第24师向松柏巷天主教堂、新营房、百花洲等处守军发起进攻。激战至拂晓，全歼守军3000余人，缴获各种枪5000余支（挺），子弹70余万发，大炮数门。当日下午，驻马回岭的第25师第73团全部、第75团3个营和第74团机枪连，在聂荣臻、周士第率领下起义，1927年8月2日到达南昌集中。[2] 改编部队 起义成功后，中共前委按照中共中央关于这次起义仍用国民党左派名义号召革命的指示精神，发表了国民党左派《中央委员宣言》，揭露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的种种罪行，表达了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和继续反对帝国主义、新旧军阀的斗争决心。8月1日上午，召开了有国民党中央委员、各省区特别市和海外党部代表参加的联席会议，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推举邓演达、宋庆龄、何香凝、谭平山、吴玉章、贺龙、林祖涵（伯渠）、叶挺、周恩来、张国焘、李立三、恽代英、徐特立、彭湃、郭沫若等25人为委员。革命委员会任命吴玉章为秘书长，任命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等组成参谋团，作为军事指挥机关，刘伯承为参谋团参谋长，郭沫若为总政治部主任，并决定起义军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番号，贺龙兼代方面军总指挥，叶挺兼代方面军前敌总指挥。所属第11军（辖第24、第25、第10师），叶挺任军长、聂荣臻任党代表；第20军（辖第1、第2师），贺龙任军长、廖乾吾任党代表；第9军，朱德任副军长、朱克靖任党代表。全军共2万余人。[2] 庆祝胜利 1927年8月2日，南昌市各界群众数万人集会，庆祝南昌起义的伟大胜利和革命委员会的成立。会后各界青年踊跃参军，仅报名的学生就有数百人。[2] 转移部队 南昌起义后，汪精卫急令张发奎、朱培德等部向南昌进攻。1927年8月3日起，中共前委按照中共中央原定计划，指挥起义军分批撤出南昌，沿抚河南下，计划经瑞金、寻邬（寻乌县）进入广东省，先攻占东江地区，发展革命力量，争取外援，尔后再攻取广州。起义军进至进贤县时，第10师师长蔡廷锴驱逐在该师工作的共产党员，率部折向赣东北，脱离起义军。由于起义军撤离南昌比较仓促，部队未经整顿，加上酷暑远征，部队减员较多，7日到达临川时，总兵力约1.3万人。[2] 起义军在临川休息3天，继续南进。1927年8月25日，先头到达瑞金县壬田以北地区。这时，驻广东的国民党军第8路军总指 ……（快文网http://www.fanwy.cn省略3226字，正式会员可完整阅读）…… 八七会议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省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这就是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着重大转折意义的“八七会议”。 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确定今后革命斗争的方针。出席会议的有部分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及中央机关、共青团中央、地方代表共21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罗明纳兹等参加了会议。会议由瞿秋白、李维汉主持；由于当时环境极其险恶，会议只开了一天。 八七会议是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召开的，会议正式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并把领导农民进行秋收起义作为当前党的最主要任务，从而使全党没有在白色_面前惊慌失措，指明了今后革命斗争的正确方向，特别是_在会上提出“须知_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革命从此开始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 八七会议在我党的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给正处于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但由于没有注意防止正在滋长的“左”倾情绪，导致后来发展成危害极大的“左”倾错误。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中国革命处在一个十分紧急的关头，八七会议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在关系党和革命事业前途和命运的关键时刻，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八七会议在我党的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给正处于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由于没有注意防止正在滋长的“左”倾情绪，导致后来发展成危害极大的“左”倾错误。 八七会议是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召开的，会议正式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并把领导农民进行秋收起义作为当前党的最主要任务。从而使全党没有在白色_面前惊慌失措，指明了今后革命斗争的正确方向，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革命从此开始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 参加人员 参加会议的中央委员有：李维汉、瞿秋白、张太雷、邓中夏、任弼时、苏兆征、顾顺章、罗亦农、陈乔年、蔡和森，候补中央委员有：李震瀛、陆沉、_，中央监察委员有：杨匏安、王荷波，共青团代表有：李子芬、杨善南、陆定一，湖南省委代表彭公达，湖北省委代表郑超麟，中央军委代表王一飞，中央秘书_等22人。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及另外两位俄国同志也参加了会议。 会议内容 首先，由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作了关于《党的过去错误及新的路线》的报告和结论。然后，他就《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草案的主要内容作了发言。_、邓中夏、蔡和森、罗亦农、任弼时等先后发言，尖锐地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_在发言中批评了陈独秀在农民、军事等问题上的错误，强调军事工作的极端重要性，_说：“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_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明确指出枪杆子取_，第一次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_的思想。接着，瞿秋白代表中央常委就党的任务和工作方向问题作了报告。会议通过了《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最近农民斗争议决案》、《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等。 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坚决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撤销了他的总书记职务。会议确定以土地革命和以武装反抗国民党_派的屠杀政策为党在新时期的总方针，就国共两党关系、土地革命、武装斗争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党在当时的最主要任务。 会议选举了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委员为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时；候补委员为邓中夏、周恩来、_、彭公达、张太雷、张国焘、李立三。会后，临时中央政治局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为政治局常委。由瞿秋白主持中央工作。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决定设立中共中央北方局、南方局和长江局，决定王荷波任北方局书记，蔡和森为秘书；张太雷赴南方局，任广东省委书记；罗亦农赴长江局工作；_去湖南在湘赣边区领导秋收起义。 会议目的 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确定今后革命斗争的方针。出席会议的有部分中央委 员、候补中央委员及中央机关、共青团中央、地方代表共22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罗明纳兹等参加了会议。会议由瞿秋白、李维汉主持。由于当时环境极其险恶，会议只开了一天。会上，罗明纳兹作党的过去错误及新的路线的报告和结论，瞿秋白代表中央常委会作将来工作方针的报告。在会议讨论中，许多同志批评中央在处理国民党问题、农民土地问题、武装斗争问题等方面的右倾错误。有的同志还批评了苏联顾问、共产国际代表的一些错误。_在发言中，从国共合作时不坚持政治上独立性、党中央不倾听下级和群众意见、抑制农民革命、放弃军事领导权等四个方面批评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关于军事工作，_尖锐地指出：“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他着重强调：“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_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是一个对中国革命有着极其重要意义的论断。这个论断是从大革命失败的血的教训中取得的，它指出了中国革命的特点，实际上提出了以军事斗争作为党的工作重心的问题。他建议“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 会议讨论通过了 《告全党党员书》 、《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最近职工运动的议决案》、《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等决议，要求坚决纠正党在过去的错误，明确提出土地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是中国革命新阶段的主要的社会经济内容。党的现实最主要的任务是有系统地、有计划地、尽可能地在广大区域内准备农民的总暴动。会议决定调派最积极的、坚强的、有斗争经验的同志，到各主要省区发动和领导农民暴动，组织工农革命军队，建立工农革命_，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会议撤销了陈独秀的领导职务，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等组成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_当选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 八七会议开完后，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瞿秋白，向_征求意见，准备让他到上海中央机关去工作。_回答：我不愿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随即_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回湖南，于1927年9月9日发动和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_过去做过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和统一战线工作，却从来没有做过军事工作。根据实际需要，他勇敢地挑起了这副全新的担子。后来他说：“像我这样一个人，从前并不会打仗，甚至连想也没想到过要打仗，可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强迫我拿起武器。”这时，全党都拿起了武器，到1928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会议之前，党在全国范围内组织领导了近百次武装起义，标志着我党进入了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和红军的新时期。主要意义 八七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重要会议，它在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挫折后，总结了失败的经验教训，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定了党在农村领导武装暴动、开展土地革命的斗争方针。这次会议对于挽救大革命失败所造成的危局，实现党的战略转变起了重要作用。 但由于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左”倾错误观点和中国共产党内的“左”倾情绪相结合，使八七会议在反对右倾错误的同时，却为“左”倾错误开辟了道路，主要表现在对当时的革命形势缺乏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分析，不是组织正确的反攻或必要的策略上的退却，借以保存和聚集革命力量，而是容许和助长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的倾向（特别是强迫工人罢工）。在组织上则开始了宗派主义的过火的党内斗争，过分或不适当地片面强调领导干部的纯工人成分的意义等。 总之， 八七会议在我党历史上是一个转折点。它给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这是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 但是，八七会议在反对右倾错误的时候，没有注意防止“左”的思想的出现，使“左”倾情绪在党内滋长起来，给后来的中国革命造成很大的危害。 历史转折 八七会议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在关系党和革命事业前途和命运的关键时刻，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2] 。 为了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确定党在新时期的斗争方针和任务，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原俄租界三教街41号（现为鄱阳街139号）召开了中央紧急会议（因出席的中央委员不到半数，既不是中央全会，也不是中央政治局会议，故称为中央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由于时局紧张，交通不便，只有在武汉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中央监察委员，共青团中央委员和湖南、湖北的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由于白色_，形势紧迫，会议仅开了一天。会议共有3项议程：1．共产国际代表作报告；2．中央常委代表瞿秋白作报告；3．改选临时中央政治局。 首先，由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作了关于《党的过去错误及新的路线》的报告和结论。然后，他就《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草案的主要内容作了发言。_、邓中夏、蔡和森、罗亦农、任弼时等先后发言，尖锐地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_在发言中批评了陈独秀在农民、军事等问题上的错误，强调军事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明确指出“_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第一次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_的思想。接着，瞿秋白代表中央常委就党的任务和工作方向问题作了报告。会议通过了《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最近农民斗争议决案》、《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等。 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坚决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撤销了他的总书记职务。会议确定以土地革命和以武装反抗国民党_派的屠杀政策为党在新时期的总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党在当时的最主要任务。 会议选举了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委员为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时；候补委员为邓中夏、周恩来、_、彭公达、张太雷、张国焘、李立三。会后，临时中央政治局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为政治局常委。由瞿秋白主持中央工作。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决定设立中共中央北方局、南方局和长江局，决定王荷波任北方局书记，蔡和森为秘书；张太雷赴南方局，任广东省委书记；罗亦农赴长江局工作；_去湖南领导秋收起义。 总之，八七会议在我党历史上是一个转折点。它给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这是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 八七会议会址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伟大的转折。1927年春夏，暴风骤雨般的反帝反封建群众运动席卷全国，遭到沉重打击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国内一切__联合起来，共同镇压革命运动，蒋介石、汪精卫集团先后在上海和武汉发动反革命_，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破裂，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在这危急时刻，中共中央于8月7日在汉口三教街41号召开紧急秘密会议，研究解决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问题。 这次会议纠正和结束了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总结了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_派的总方针，选举产生了新的党中央领导机构。这次会议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是中国革命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的标志。 八七会议在我党的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给正处于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但由于没有注意防止正在滋长的“左”倾情绪，导致后来发展成危害极大的“左”倾错误。 陈独秀右倾主义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陈独秀一直是中共的主要领导人。1923年，他先后发表《资产阶级的革命和革命的资产阶级》和《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等文章，系统地阐述了他对中国革命和社会各阶级的看法。他认定中国革命要分两阶段进行，当前最急需的是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的国民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但是，陈独秀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地位的认识表现了很大的动摇。认为“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固然是重要分子，然亦只是重要分子而不是独立的革命_”，“工人阶级不但在数量上是很幼稚，而且在质量上也很幼稚”。而“资产阶级的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而且随着产业的发展会不断增强。他认为，民主革命的胜利，只能是资产阶级的胜利，应先由资产阶级握得_，发展资本主义，然后再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这后来被称为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是右倾投降主义的理论根源。五卅运动后，随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斗争的发展，国民党内部发生了新的分化，以蒋介石为首领的新右派_抬头。在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后，蒋介石已经公开实行反共的步骤，而陈独秀却一味妥协退让，不敢进行坚决的斗争，害怕会导致国共关系的破裂。1926年7月12日至18日，中共在上海召开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着重讨论对待资产阶级和蒋介石的方针问题。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议决案》。会议虽然指出资产阶级的妥协性，但对资产阶级在民族民主革命中的作用仍估计偏高，强调“国民革命若没有资产阶级的有力的参加，必陷于异常困难或至于危险”，不能“敌视他们过早，逼他们为帝国主义利用”。会议虽然提出要防止右的和“左”的两种错误倾向，但仍片面强调对资产阶级联合，害怕斗争会吓跑资产阶级，“使革命运动流产”。会议把蒋介石列为新右派，但仍幻想争取他向左转，而看不到他已逐渐发展成为与共产党争夺领导权的更危险的主要对手。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发展，形成群众团体联合掌握_的形势。共产党员董必武参加了湖北省政府的领导工作，林伯渠、李富春参加了江西省政治委员会。王环心、涂振农、师古隆等共产党员担任九江等县县长职务。但以陈独秀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却严厉批评和制止各地共产党员参加政府的正确做法，坚持不参加政府的在野党的方针。9月27日，他们给中共湖北区委写信，提出“此后我们的人力务全用在民众方面，万勿参加政府工作”。10月7日，他们在复中共湘区区委的信中，强调在国民革命阶段，共产党“必须立脚在野党的地位”，“应该彻头彻尾表示独立的在野党态度”。之后，中共中央又提出要“严厉取缔党中机会主义做官热的倾向”，限令已担任县长的共产党员立即辞职，否则开除党籍。在与_问题紧密联系的军队问题上，陈独秀和中共中央的多数领导人忽视掌握军队，也没有尽力在北伐战争中直接掌握武装力量。北伐战争开始后，中共中央决定少派共产党员去黄埔军校学习，凡从事工运、农运的同志“绝对不可令之抛弃工作前去”军校。当时，中共所从事的军事工作，主要是在国民革命军中的政治工作、敌军中的兵运工作和群众武装工作。中共中央还要求在国民军联军中担任党代表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只是注意政治宣传的事，而不可干_事行政上事”。结果，北伐军的实权，大部仍在旧式的军官手中，特别是在蒋介石的手中。当时，一些国民党人看到蒋介石个人独裁倾向的发展，曾主张迎汪（精卫）倒蒋。蒋介石感到自己的处境一时比较孤立，请求中共中央给予支持，以维持他的总司令地位。陈独秀竟向蒋介石派来的代表作出保证：一是汪蒋合作，不是迎汪倒蒋；二是仍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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